1990,《围城》使电视剧有了文化

我不是在第一时间看的《围城》,还有《编辑部的故事》。这俩片儿是在1991年前后脚播的,我那时正上学,跟广播亲近,跟电视隔膜。只有周末的时候,全楼仅有的一部电视机才会搬出来,不过多半也是用于看球。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围城》的小说,只在杂志上见过《围城》的剧照和报道,没什么感觉。得说《围城》那会儿的名头十分响亮,所谓:上学不识《围城》面,纵是英雄也枉然。学生的日常生活不就是跟风赶浪吗,足球桥牌交谊舞,哪阵风来你不得穷于应付一下?学生看书不就是搞传销吗,一本热门书夜以继日地流转,像《士兵突击》里的钢七连一样:不抛弃,不放弃,直到成为所有人的熟张。图书馆的《围城》是从来不回巢的,有一个内秀的同学自掏腰包买了《围城》,包上封皮儿就成了全班的火种。一看就大有好感,我喜欢那些尖酸刻薄的妙喻,我和“不讨厌但没用”的方鸿渐心意相同(这不是我的专利,很多志大才疏的同学都视他为自己的化身)。1994年的冬天,我看到了念想已久的电视剧。当时,我已换了一所下课以后可以看电视的学校。好象是中央三套吧,每天在晚饭前后播出两集,同学们聚在教室里,一边看一边笑。在两集的间隙,大家飞快地去食堂打了饭,惟恐耽误了下一集。除了《围城》,《编辑部的故事》和《三国演义》也是那时围观的。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在家看这些片子,每到咯吱人的地方,耳边老是响起集体的轰笑。 (1)最尊重原著的电视剧 不用说,水再大也漫不过金山寺,电视剧走红首先是因为小说好。钱钟书是做学问的强人,写小说只是副业。《围城》不以故事见长,说起来就是一个失意海龟的流水帐。《围城》里也没有动人心魄的爱情,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恋情是真挚、美好的,但也是克制、单薄的,其他人之间的聚散就更不足论。《围城》号称“学人小说”,似乎处处“卖弄”学问,其实钱老意不在此,他的大学问都拿去写《谈艺录》和《管锥编》了,《围城》里闪光的不过是些散碎的珍珠。《围城》真正拿人的地方在于,钱钟书把他的人生体味用很俏皮、很机智、很上口、很入心的方式写进去了。钱钟书具有“愤青”的气质,“愤青”就是什么都看不惯的人,别人都能随波逐流、和光同尘,他却在内心“零容忍”,即使外表没那么愤怒。钱钟书具有“智者”的洞察力和概括力,首先,他能敏锐地直达真相。再者,他能精彩的提炼真相。对于世上的虚情假意、矫情夸饰、口蜜腹剑,一般人也非全无感知,可他们只能把这些默默地记在心里,即使说出来也是言语干巴、皮相可憎,无法引起听者的注意,钱钟书却能每总结出一个人生的道理,就能生发一个生动的譬喻,双剑合壁,交相辉映、过目难忘。这一招化腐朽为神奇大法,以钱氏博学强闻的大脑为硬盘,以鬼马的想象力为搜索引擎,是别人学不来的真功夫。 尊重原著是《围城》编导最明智的抉择。如今,小说改编影视,聪明的原作者会“只管收钱,不问改编”。这多半不是基于信赖,而是因为对改编者彻底丧失了信心。交出去的小说泼出去的水,你们想怎么改怎么改,就当那不是我的作品了。对于《围城》的改编,钱钟书最初的立场是“不支持,不反对”,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一般而言,编导不管是出于证明自己还是艺术需要,总是要动原著的。导演兼编剧黄蜀芹和另两位编剧先也想大刀阔斧来着,改着改着发现此路不通,又回到了死心塌地的萧规曹随。不再添砖加瓦,不再乱说乱动,把太枝蔓的东西删掉,把散乱的同类项合并,把不清晰的地方补足,就得到了一个好本子,一个钱钟书、杨绛认可的本子。 (2)最符合观众想象的人物群 文学名著上电视,最难的是让荧屏形象与观众的文学想象相吻合,《围城》这点做得非常好,很多人物像是从书里直接跳进电视机。在我的上上人物榜上,方鸿渐排在第一位。陈道明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他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都是先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也在不断深化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个尴尬的局外人。陈道明祖籍浙江,长于天津,在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之前,他曾是天津人艺的学员。为了得方鸿渐那句“李先生不得了,了不得”的神韵,他练出一口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这种口音使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如虎添翼,酸腐小知识分子的风采尽出。 葛优演的李梅亭排名第二。他也故意用了“沪普”,但不及陈道明不着痕迹,京片子一有机会就溜达出来。好在葛优形象独家、演技过硬,把李梅亭演成了经典丑角。全剧最好看的是“旅途磨难”一段,这段最好看的就是李先生。他偷听苏州小寡妇的墙根,被仆人阿福骂了猪猡,先挺身还嘴,后闭门不出,摆明了有色心无色胆。他隔窗搭讪王美玉,差点为大伙解决交通问题,得意地宣称: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孙小姐病倒,他不情愿地拿了几颗仁丹出来,终究全塞到了自己嘴里。正如孙小姐总结的,“方先生是鼻子里的冷气,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都恨不得把对方吃掉”,这两个人都演绝了。早年的葛优是反派专业户,《黄河谣》里的土匪“黑骨头”、《烈火金刚》里的伪军头目刁世贵,《霸王别姬》里的袁四爷,演得也很好。 探花属上上人物第三名是戏分不多的“高校长”。老版《茶馆》里的角色个个经典,但只有两个人达到非他不可的程度:于是之的“王利发”和英若诚的“刘麻子”。换于是之,整个戏就没了。换英若诚,人贩子就没了–别人谁也演不出心里长刀子脸还笑的感觉。《围城》里的高松年有没有学问不好说,但确实有权谋。他在学校的各派别之间走钢丝、抹稀泥,他用一封从没写过的“快信”摆平方鸿渐,他还起哄架秧子帮汪处厚“捉奸”,英若诚演这个小配角,称得上是大家写小文章,信手拈来,老辣妥帖。 第四名是吕丽萍的“孙柔嘉”。淳朴中的世俗,小家子气的算计,这个度最难把握。世俗的一面用力过猛,就成了奸诈。淳朴的一面强调太多,就成了传统淑女。吕丽萍把个俗妞演得不文不火,恰到好处。 英达的“赵辛楣”还好。小说本身就没赋予人物什么光彩,口口声声说是“办学是从政的开端”,“教书是为了培养干部”,其实他那点纵横捭阖,顶多管理个幼儿园。跟汪太太不清不楚那段本可大做文章,见出辛楣的真性情,不知道怎么就肤皮潦草地过去了,可惜了的。感觉他就是一牌架子,他的家世、气度、手段,要么是为了替方鸿渐解围,要么是为了映衬他的一筹莫展。 李媛媛这个演员有台缘,她的“苏文纨”让人恨不起来。剧本没少给她下药:抄袭的糗事儿也干了,棒打鸳鸯的德也缺了,挑动男人吃醋的荣也虚了,选错丈夫的眼也现了,就是不讨厌。很难说这对于一个职业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说明她的演技不错,以前的好人形象不可动摇;可这也意味着她此时此刻的角色失败了,没做到收放自如。 史兰芽的“唐晓芙”也还好。钱钟书最偏爱此女,是按照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子来写的。仙子自然不能写得太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世俗。问题是,仙子的感觉有了,选角可就难了。寻找《红楼梦》中的林妹妹有多难,寻找《围城》里的唐小姐就有多难。史兰芽算是很青春、很晴醇、很清纯了,但如果高标准严要求一点,还是欠缺一点只应天上有的脱俗气质。《围城》使16岁的史兰芽一夜成名。年少成名是把双刃剑:如果能稳步走进上升通道,迎接她的将是无数的人生美景;如果不能刷新已有成绩,就只能渐渐地归于沉寂。多年以后,人们能记住的只是“唐晓芙”,尽管她演了《曹雪芹》的红颜知己绮筠,演了《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史兰芽抱怨说:“因为很早涉足影视圈,不了解实情的人总以为‘唐晓芙’现在至少有40多岁了,接到最多的剧本就是一些母亲的角色。其实我在中戏时比王学兵、李亚鹏还低一届呢!” (3)最强大的后盾:上影厂和上海人艺 黄蜀芹是个了不起的女导演。想当年,王蒙刚刚写就小说《青春万岁》,就被“反右”风暴扫落马下,小说也再无出头之日。一直等到新时期到来,《青春万岁》才有机会成书。1983年,黄蜀芹将《青春万岁》搬上银幕,成为当年的热门影片。1987年的《人-鬼-情》、1993年由巩俐主演的《画魂》都引起不小的震动。1990年,黄蜀芹转行拍摄了电视剧《围城》,口碑、奖项双丰收。1994年又改变叶辛小说拍了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孽债》,在上海引起收视狂潮。在影视两界,黄蜀芹都是响当当的大腕。凭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她给《围城》建立起空前强大的演员阵容。 《围城》的拍摄得到了上影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鼎力支持。当时的上海人艺院长沙叶新亲自扮演了曹元朗。沙叶新是著名话剧《陈毅市长》的作者,文章好,性情诙谐,在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其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虽说演技平平,但就凭那张“四喜丸子”脸,已经活脱一个“曹元朗”。 在沙院长的带领下,上海人艺的演员纷纷上阵。“哲学家”储慎明承罗素看得起,请他解答了“几时来的伦敦”等非他不可的问题。演员吕凉之前已经主演电视剧《济公》续集成名,在《围城》中惊鸿一瞥,把夹鼻眼镜掉到了牛奶里,出完洋相就消失无踪。吕凉的妻子宋忆宁扮演了少跟筋的女生指导“范小姐”,她早年参演过《从奴隶到将军》《街上流行的红裙子》等影片,近年在海派话剧《正红旗下》《商鞅》中都有亮相,在配音艺术上也卓有成就。苏州寡妇又风骚又泼辣,演员徐金金扮此前因出演《女兵》而崭露头角,片中与她搭档的正是后来的央视主持人倪萍。汪处厚为李梅亭开欢迎会,“这个高校长实在是磨人哪”“舍侄(汪次长)再三劝驾”,谈笑间完成了夫人对姨太太的征服。演员任广智是一个获奖无数的老话剧演员,他演过电视剧《鲁迅传》、《鲁迅与柔石》、《鲁迅与斯沫特莱》,是第一个在荧屏上扮演鲁迅的人。 曾任上影厂厂长、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扮演了“点金银行”经理、方鸿渐挂名岳丈周先生。他是第四代导演,代表作有《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还拍摄过《阙里人家》、《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等影片。 上影导演张建亚扮演了董斜川,一副和事老的样子,不太起眼。他的《三毛从军记》手法独特,风格荒诞,将资料片与滑稽表演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拓了中国电影在喜剧创作上的新路子。《王先生之欲火焚身》漫画色彩更加强烈,将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电影的经典场景融汇在影片中,诙谐、调侃。有评论说,《三毛从军记》的问世,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风格。前几年的灾难片《极地营救》和《紧急迫降》、今年的贺岁喜剧《爱情呼叫转移》都是他的作品,一丝不苟的历史正剧《贞观之治》也出自他手。 李梅亭在王美玉处打茶围,结识了侯营长。侯营长亲自登门,嘴里说着我们熟悉的台词:我是不要你钱的,可是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这个敲竹杠的家伙由梁庆刚扮演,他的代表作是《咱们的牛百岁》,“牛百岁”的老婆是“天下第一嫂”王馥荔。这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在80年代中期家喻户晓。 说“汪太太”是《围城》第一美人,没有争议吧。汪太太之美,美在肌肤胜雪。汪太太之美,美在少妇风情。不过,汪太太也是朵带刺的玫瑰,她对汪处厚说:我就不相信,你还年轻过!对赵辛楣说:你的胆子,只有芥菜子这么大!对高校长说:你这么带劲干吗?吃醋也轮不到你呀!这样的狠角色没法让人淡忘。演员于慧祖籍山东,生在沈阳,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上影厂。早年间以塑造深沉含蓄、感情细腻的善良女性擅长,比如《聊斋·云翠仙》中的云翠仙、《七十六号魔窟》中的邓萍茹、《几度夕阳红》中的何太太,后来演技精进,电影《喜莲》中泼辣的农村妇女、电视剧《生活秀》中强悍的个体户来双扬,都很精彩。 总歪着脖子的陆子潇,不仅求爱的方式独特–让孙小姐做选择题,而且向学校告发方鸿渐私藏反-动-书籍,砸了他的饭碗。演员戴兆安也是上影的,演过包惠僧、顾顺章等叛徒。 更加难得的是有两位解放前的上海电影明星也参加了《围城》演出。理直气壮地把克莱登大学说成“贵族学校”的韩学愈,已经进入吹牛的最高境界,他的扮演者顾也鲁人称“袖珍小生”。想当年,“新华影业公司”的当红小生金焰、刘琼、梅熹,都是高大的身材,唯顾也鲁身形瘦小。导演吴永刚遂以“袖珍”名之,并解释说:“这不是贬语,而是褒词。‘袖珍’是小巧精致、聪明伶俐的意思。”他的作品很多,最有名的是电影《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 扮演学监的是李天济。在滑稽的音乐中,学监和高校长、李梅亭身着黑衣,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会场,这是剧中最搞笑的一个场面。李天济一张鞋拔子脸,一开口就是“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笑倒。他演过《乌鸦与麻雀》中的反派侯义伯,更是声誉极高的《小城之春》的编剧。 最后隆重介绍两个幕后大腕。每集《围城》的开头都有一段话:“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世上的事大抵如此。”这段话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大师毕克先生念白的。说实话,每集都点题显得事事儿的,这又不是书的腰封,非得写上一句看上去很关键的话。不过片中的旁白确实好,每次出现都给人带来欢乐或者思考。《围城》的作曲是关峡,他的优秀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影视音乐有《围城》《我爱我家》《激情燃烧的岁月》。 (4)《围城》与西南联大的关联 《围城》中有个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没好人。一直有人说这一段跟钱钟书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三闾大学影射的是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高校长”“汪处厚”之类也各有所指云云。下面是学者谢泳就钱钟书与西南联大的关系的考证文章(有删节),从中或许可以看出真相一二: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让钱钟书十分惭愧。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贻琦写信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 据吴宓日记记载,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年11月4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钟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果说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书。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30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些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https://www.daoming.net/gb/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47 今天上自习的时候,中间休息喝水,就用手机再次开始看《围城》,就是看不腻,找篇文章来转载一下。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