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AQI今冬首次低于100!

邯郸的PM2.5终于降到100以下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老天爷开恩,还是哪里又开会了?不管因为什么吧,能在此看到蓝天真的很不错,今天不坐车了,骑车,开始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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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017-01-19

阳光普照邯郸

近几日,邯郸霾污染严重,已经很多天没见到阳光了,今天出去取了个快递,竟然见着太阳了!虽然天空仍然灰蒙蒙的,霾污染依然严重,但这也算是个好事啊,希望河北的钢铁企业少排放点污染物,早日让邯郸再见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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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我送外孙女去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抗拒不了的

龙先生曾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代表中国主持复关及入世谈判;在国人中,他算是非常懂西方的。

最近,他的外孙女儿也去美国留学了。他说: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龙先生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国情讲起,谈了他对中外教育的看法,很坦白,也非常难得,今天和大家分享 ……

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 2010 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这 “三问” 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

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这 “三问” 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

2. 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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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 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

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

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

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 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 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继续阅读 »

各方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场军事政变行动。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并杀害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蒋坚决相信,造成中国共产党坐大、神州沉沦之导火线就是西安事变。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张学良)为幼稚的大学生主张。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周恩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其他方面的评价

唐德刚认为,张学良激于对国难家仇之义愤发动事变。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杨虎城建议发动事变;张主动而为,至骑虎难下,“问计无人”时,周恩来变成“谋主”,无可争论。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

毕万闻认为,蒋、张所以如此“对立”,不仅是某些群体或党派推动结果,更有其深刻社会原因。蒋、张个性皆聪明有主见,不是谁都能利用到他们。张是西安事变主导者,这结论不能否认。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说杨虎城、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动西安事变,这说法太牵强。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以当时张杨的种种举动来看,周恩来以苏联军援忽悠张学良割据西北当西北王,才是引爆西安事变的主因,张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是一场争取苏联信任的豪赌,与抗日关系不大。”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美国共产党白修德(奥西多·怀特)与贾安娜(安娜丽·贾科比),在《中国的惊雷》中认为:“关于蒋被扣期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和共产党人会面的情形,从没有人入过充分的记载,可是其结果竟像闪电一样,内战突然结束了。……消息传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报。自从中国的国民革命时起,日本一直担忧着两个前途:一是中国团结,二是共产主义席卷中国。日本也惧怕共产主义。它自己的帝国以贫瘠多山的岛屿为基础|除了人力以外,各种物资都很稀少。它的武装力量依靠平民和军人的不用脑筋的服从,任何要他们动动脑箸的制度,都是威胁日本的。因此,不管蒋或共产主义在中国得胜,日本的大陆部曾经常从北方进迫,参与军阀政治,用千千万万的特务人员来毒化中国。蒋和中共的新的妥协,表明如今中国不仅可能团结,而且团结的中国可能容忍并宽恕共产主义。”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认为,蒋最大之判断错误是1931年日本入侵时制定之政策,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军阀一个明显印象——蒋不准备抗日,他只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张学良才在1936年把蒋押在西安。

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事变后,蒋对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此时,蒋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注意,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当时计划整训军队,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向德国采购装备弹药。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蒋开始加速进行抗战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蒋抵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力阻止日军深入中国内地。蒋认为,与日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摘自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E%89%E4%BA%8B%E5%8F%98,略有改动。

护照被拒 因面部识别软件认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据外媒报道,近日新西兰一名亚裔小哥护照照片被拒,原因是面部识别软件认为“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据悉,22岁的Richard Lee试图在网上更新护照时,却惊讶地收到一个意外的网页提醒:“你上传的照片不符合我们的规定,因为眼睛是闭着的”。

f1cf71c90c631d4.png_600x600Richard Lee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航空航天工程和商务管理。在遭遇麻烦后, Lee联系了新西兰内务部询问为何照片被拒。一位发言人表示,照片“光照不均匀”是导致被拒的原因。他还解释称出于各种原因,在网上提交的护照照片被拒的比例高达20%,而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申请人的眼睛是闭着的。

不过Lee并没有因为面部识别软件的反应感到生气。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并不在意这件事情,我的眼睛本来就很小,面部识别技术也相对较新。这是机器,我没感觉不高兴。 最终我们的护照还是成功更新了。”

Lee还表示:“一些人很容易生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没有自信…毕竟我们都存在差异,有些事情肯定会有让你感觉不适,但有些事情完全可以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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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Lee在Facebook上传了一张自己的恶搞照片(将双眼放的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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