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再吁政治体制改革

昨天买了份《南方周末》在“大参考”里读到了许章润教授发表的谈所谓的中国近晚“历史三峡”的观点和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政治文明的呼声。

我一工科学生,自知绝无能力对一位社会科学教授的观点品头论足,只是略谈一点看法。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已从封建朝代更替的循环中走出来,但实质上却依然陷在这个圈中,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原因可能就是当下“社会种种失序甚至无序状态”,面对种种现实,我虽无力深究其真相和根源,但透过这种无序我感到中国似乎仍旧停留在皇权时代——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我经常提醒自己这种观点未免有些悲观,上课时,甚至一些工科出身的专业课老师都在说目前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还是好的,不要被一些负面消息蒙蔽双眼,更不要被西方反华势力左右自己的思想,要积极乐观的看当下的中国,我也循着老师的指导去试着重新审视周遭的环境,只是难以找到切入点,昨日晚饭前,细细研读许教授的文章两遍,初步改变了我对中国近当代史轨迹的认识,我只希望现实早日如许教授所愿——一旦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当下的许多矛盾都能得到缓解。我依然在企盼着邓小平之后的第二个改变中国当代史的人,只是许教授口中的“历史三峡”已历经170余年,对人的一生来说相对漫长了些,我惧怕我在有生之年不能赶上这“太平盛世”(罗嗦一句:今年不看央视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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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政治文明,才能走出“历史三峡”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12月10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许章润

■使政治制度化,进而形成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门,乃是引入“异体”来担纲监督系统,于原有的体制化监督系统之外,再添一副手眼,而构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系

□许章润

大历史:三波“改革开放”的接力赛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如何看待这六十年?

答:“六十周年”当是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体的年数。由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自1911年至今已近百诞。此前为“大清”,帝制,“老中国”;此后为“民国”,也就是共和国,“新中国”。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则已存续数千年。

不妨将这六十年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比如,将视线投向1840年以还的170年。

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今天,这六十年当如何定位?

答:从此17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恰成“建设现代中国”的一场接力赛。它们前后接续,因应时艰,自局部调整而至整体变革,起伏 跌宕,波澜壮阔,演绎出“历史三峡”的艰难时世。与此同时,世界经历着四次“全球化”。“三”与“四”,彼此互为背景。

第一次“改革 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35年左右,以洋务运动为骨干。此次改革开放,源于晚近中国遭受西方打压,危急存亡之 秋,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器物层面向现代西方敞开大门,向一种占据文明主流的强势文化靠拢。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技术的同时,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艺 规则等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随之流入。当时,经由“舌人”,中国已开始关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公法。

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 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8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推行一党专政为止。此时,中国全盘引植西方法律,包括在纸面上引入宪政安排,形成 “六法体制”。与此同时,进行了关于议会民主、代议制度以及地方自治等各项制度实践和试验,基本取向依然是向西方学习。此后国共内战,更有日寇入侵,现代 进程受到干扰。

第三次“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18日标志性的“三中全会”至今,也已逾三十年。

与此三波改革开放基本对应,有四次全球化进程。第一次全球化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而风生水起,以亚当·斯密式资本主义将世界裹挟进全球体系。递次降临的世界大战,鼓荡着资本的贪婪,裹挟着国族的凶蛮,喧嚣熙攘中,一起迎来大屠杀。

第二次全球化始于“十月革命”,席卷大半个世界,组构出一个“苏-中模式”的世界秩序。第三次全球化与此“苏-中”进程同时发生,以所谓“自由世界”对 于全能政体的胜利而暂时“终结”了历史,完成于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歌高奏,创造出美式帝国的天下景观。第四次全球化初露端倪,起端于21世纪初纽约 双子塔的轰然倒塌,由此刻世界性金融危机昭示出可能的前景及其急切性,似乎正在演绎为一种“去美国化”的全球化进程。

问:你曾经说过近代史上存在一个“枢纽期”?

答:我认为,“清末-北洋-民国初年”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可能是近代中国170年历史中最具大开大合胸襟的时段———真正是改天换地、开天辟地。这 是一个向二千年的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不仅终结帝制,更且意味着中华文明两千年来最为急遽的转型,启发出一个“开端”。 借用雅斯贝斯“文明的枢纽时代”,这是中国170年近代史上的“枢纽期”。此前中西冲突中已显现的症结,后来百年中国遭遇的主要问题,提出过的主要理念, 尝试过的主要进路,在此时段中,均已浮出并讨论过,已成为百年期间中国心智最为焦虑,而煎熬整个国族的“大是大非”。今日朝野上下同心思虑者,如发展经济 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意义秩序等,都早已进入日程,而初步完成,或有待完成。

问:从历史角度看,三次改革开放有点像一场接力赛。但前两棒都是半途而废,第三跑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答:既是接力赛,就只有阶段性成功,难言半途而废。毛泽东写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历数自鸦片战争、辛亥革命而至开国元年的“前仆后继”,即说明凡此接续赛力,在他心中,原为一体,真真切切。

眼前是第三跑手及其赛事。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着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释放公民政治热情这一当下迫切的课题。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与奋斗所在。

问题出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因为中国未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所以,邓小平说要“改革”。我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人物为了特定政治目的围绕着公共 权力或者社会运动、社会管理而从事的活动,更不是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而是指一种公民行动,是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为了自我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经由 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与横向联合的组织方式,以政治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为核心,围绕着它的产生、分配和运作,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展开的行动。一句话,公 民安排共同体合意秩序的权力意志及其行为,具有公共相关性,方为政治。

日常政治:中国已步入“民意政治”

问:倘若按照你的定义,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岂不是都不存在政治了吗?

答:在一定意义上,的确不存在。如,第三波“改革开放”前,即1978年前,几乎天天都在搞“政治运动”,但是,即便明言“政治挂帅”,却不见国民之间平等公民地位,而是以阶级关系划定身份,那不是真政治!

问:你又如何定义政治秩序呢?

答:简单来说,政治秩序是一种有规则、上轨道的政治,关于公权力来源、分配、转移与运作得比较成熟的程序之治。

所谓“失败国家”,即为不存在政治与政治秩序或政治失范与政治秩序解体的国度,与全能国家一样,为政治和政治秩序标示了相反的例子。后者铁板一块,无真正公民行动,无公共相关性,自无政治与政治秩序可言。

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与必将降临的新型文明之间,整个170年实为一段不折不扣的过渡时段,真正属于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小处着眼,近三十年 中,“三中全会”可谓非常时刻。越往晚近,越归于常态的发展,日常政治渐成政治的主色调。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之说渐成当下的主词汇。

问:这样衡量,“历史三峡”还远未走过,这未免让我们感到气馁。

答:恰恰相反,中国的转型是成功的,对西方征服的应对,至少也是阶段性成功的。170年的转型,可谓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经由第三次“改革开放”而实现“现代中国”的大事业,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刻”,也就是建构中国文明的政治与政治秩序的攻坚时段。

以我的观察,一旦权力不敢忽视民意甚至重视民意,“不折腾”,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在敲门,或,正在用脚踢门、踹门。

经由晚近十年的历练,“民意”渐渐抬头,迫使上层不得不正视它,以至似乎形成一种“民意政治”形态。

之所以民意政治初具形态,实因威权政治一去不复返,“日常政治”悄然上台。———申言“不折腾”,等于是日常政治的开场白。可能,正因为“平常”,所以不得不尊重“民意”,反向民主政治靠拢了一步。

民主政治的总趋势如此,浩浩荡荡,怕是想挡也挡不住。明智的做法是,赶紧迎头接应,再推爬坡的历史一把,实现中国伟大转型最后一役的完胜。

有效统治:建立合法公共秩序

问:可能有人不太同意你的看法,此时此刻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些失序与无序状态,“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大量深层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答:是的,种种失序甚至无序状态,包括“官黑”勾结,令人触目惊心,既是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错综复杂,正说明“改革正在过大关”。执政党正在着手解决。

我倒并没把问题看得太过严重。有些现象,不过是大一统行政管制撤退,经济理性和社会自主空间有所拓展而已。不仅不是坏事,可能,恰恰相反,好得很。毕 竟,这是一种秩序重整时刻的乱象,是各种社会利益激烈交锋以达致相对平衡之前的不平衡,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过渡时刻,不仅区别于末世之乱,而且,势必引发 日常政治的介入,以落实此种平衡。

当然,可能有人会讥嘲这不过是学院冬烘的一厢情愿。可是,如果大家均有此番心愿,危机也就多少获得了一些化解吧!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决断,当今中国,历史提供了展示“决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要求进行伟大的政治决断。———光是“不折腾”,还不够。

温总理在今年3月13日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推进政改,一是要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

公允持论,现在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平盛世”。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失控”、“失序”与“失范”现象呢?不是别的,恰恰说明中国现代政治秩序没有完成。要消除凡此三“失”,对策纷纭,而要在建立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便是要实现有效统治。

问:“有效统治”?坦率地说,“统治”这个词可能让很多人反感。

答:之所以反感,是因为误解了“统治”的含义。它也说明,绝对拒绝权威和精英的民粹主义,近年来愈演愈烈,对中国,未必是件好事。“统治”是人世常态, 也是人间秩序和一切政体的要义。好的世道,不外是“优良统治”的人间。失控、失范与失序,意味着“统治无方”;吏治窳劣,腐败横行,也就是说“统治无 道”。因而,追求“有道”又“有方”的有效统治,便是一切政治和政治秩序的至善。“老右派”亨廷顿喟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 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开放的政治:让公民分享政治

问:当下的问题在于,公共权力在对社会进行管控时,社会对它失去了管控的权力。这种只有统治,而无对统治的统治之局面,具体如何改变?

答:迫使政府控制自身,从而对有效的统治本身进行有效的控制,是今天希望的政治秩序的第二层含义。这是更为艰难的博弈过程。

一日不完成,这个社会就一日无安全感,危机就一日不得纾解,就谈不上中国文明给予人类以普世启示。正是在此,“决断”这一政治的本质性特征,急切呼唤其 中国式的当下展现。“制度转型”要具体落实下来,找一个切入口,就需要政治的制度化,而达成政治秩序。“制度”意味着一种体系化的政治法权安排,不仅具有 规范系统,还包括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而且,监督系统作为一种免疫与纠错装置,不仅行使日常督察之责,而且甚至有权撤销规范系统,重组操作系统,如此方能 于各司其职中形成彼此制衡之效。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匮乏,意味着三种系统均有缺位或错位,尤其是监督系统缺位,导致权力的组织 与程序缺乏有效督察与最终纠错装置。规范系统、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不仅无法恪尽各自职责,还可能相互抵消。尤其是监督系统无力,使得规范系统往往形同虚 设,而操作系统独大,以致无法无天,最终导致三“失”现象。

问:政治的制度化应该从哪一条路起步走呢?有人说强化党内监督力量,有人说将监察制度和其他制度结合起来,也有人说发挥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作用。

答:使政治制度化,进而形成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门,乃是引入“异体”来担纲监督系统,于原有的体制化监督系统之外,再添一副手眼,而构成完整有效的监督体 系。近代英国政治给世界晚近政治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国王的忠诚反对者”,其如牛虻,时时叮咬,只忠诚于宪法和国家,反而保证了政治体的健 康。

政治的制度化意味着政治的开放性,政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其开放性的最低要求是,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与公民,不分肤色、种 族、性别、年龄、民族、贫富以及政治面貌,都有进入政治议程的权利。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正在于护卫自由,包括进入政治议程的自由。政治不能为 谁所包办,也不能将一部分公民排除于政治议程之外。

问:所谓政治的开放性,既包括权力的开放,也应该包括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自由?

答:言论开放、思想解放是政治开放性的应有之义,是建立开放政治的前提。这个“开放”包括:在法律法规之下,进入权力通道的开放,而不止是“行政吸纳政治”;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解放,容忍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对于“实其腹,弱其智”的畸形格局的拨转。表达自由成为心智需要,说到底,讲的是一切表达自由都是利益诉求的机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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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距今已有好久了。人的处事风格和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30岁以前。我写过一些不错的文字,也写了不少烂文章,无论状态起伏,无论风格转变,都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谁人能在青春里保持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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