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可研完工，特此纪念！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一个人要活到七十岁，甚至一百岁， 本来并不算得是什么稀罕的事。 一个人假使无益于人而且有害， 那就让他活到十七岁也未免太多。 但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你的生命 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命，全人类的生命。 你的七十岁已经救活了不知道好几万万的人民! 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 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 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 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 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 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 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稀奇的是你已经死了多少次了! 劳动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战争贩子，大资本家，大地主， 一切剥削人的吸血者和他们的爪牙， 都诅咒你死，愿望你死，并欣幸你死， 你确确实实是死过多少次了! 但你依然活着，而且还要永远活着! 旧时代的救世主耶稣， 死了一次，据说是复活了一次; 新时代的解放者，你， 死了多少次，也复活了多少次。 耶稣的死是真的，复活是假的; 而你的死是假的，复活却永远是真的。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三十日， 在你的领导之下吧纳粹德国消灭了， 拯救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恰好迎接了苏联科学院的二百二十周年纪念， 那天晚上你在克里姆林宫 欢燕全苏联的学术界的权威， 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全世界的进步学者， 你从七点钟入席一直陪到十二点过， 你和全唐的人同欢共乐足足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日， 苏联的人民既消灭了西方的纳粹德国， 又击溃了东方的皇道日本， 集秴着十六个共和国的光荣的兄弟 在红场上进行着体育节的胜利大检阅。 那是光辉灿烂的欢乐的一天， 你在万雷鸣动的欢呼声中 出现在伟大列宁的墓上， 从上午十一时站立到下午四时， 你和全场的人同欢共乐更足足站了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今年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一日， 莫斯科举行劳动节的庆祝， 在红场上有二百万人的大游荇。 我们从捷克的首都布拉克参加了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归途躬逢其盛， 时间虽然相隔了四年，而日子， 依然是那么光辉灿烂的欢乐的日子， 你又在万雷鸣动的欢呼声中 站立在伟大列宁的墓上， 从上午十时站立到下午三时， 你和全场的人同欢共乐也足足站了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时间尽管流淌，物质尽管流淌， 你的健康和毅力是不变，是永远不变! 你和辨证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你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你和人类实力走向共产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不，这样的称颂或许有背与辨证逻辑吧? 你应该也是在变的，但是全人类解放者， 你是愈变愈坚强，愈变愈健康，愈变愈不朽了!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 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 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 你和列宁一样永远不朽了!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热将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将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你的智慧将使江河改流，山岳奔走， 打的永远年青，人类永远如兄如弟! 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这首诗第一次刊登在1949年12月16日的《观察》上，作者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
中国春晚：毁于傲慢？
《三体》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在进化史中，很多庞然大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化石。而很多小生物都活下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傲慢，主动顺应周遭的变化。 除夕之夜，有很多人用50年前的海报来概括央视春晚，是因为大家觉得在今天，“政治化”的那潭水早已流过，但央视依然站在龟裂的田里插秧。
“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 “一带一路的大幕已经拉开” “我们实现伟大的复兴，前程更宽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就是2016春晚的文艺歌曲，言语之中充满了“我就是喜欢你不喜欢春晚还得看春晚的样子”的恶作剧和“我顽固我自豪”的优越感。 凌晨放完鞭炮后，我赶紧去看经过“寓教于乐”的价值观教育之后，广大网民如何吐槽“春晚”。超级段子手王思聪说：“今年的春晚不带上装备是没法看了，不说了，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春节不是国庆节，春节是老百姓个人情感的寄托，春晚则是大家希望乐一乐，图个好彩头。不管春晚承载、掺和了多少政治和国家诉求，也不应该和老百姓的需求“掰手腕”。“掰手腕”最后终结的一定是春晚本身。 世界越来越开放，春晚越来越傲慢。 归根到底，春晚不接地气的歌颂与赞美，各种合成的主旋律，原因是政府缺少群众支持基础，是对社会竞争关系的恐惧。在火耕水耨的年代，要证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龙天子”只需一篇昭告天下的圣旨，就可在宫墙上看到“万国来朝”的胜景，“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隋书·音乐志》） 在互联网时代，一切自我表达都有可能陷于“自嗨”模式。今年，春晚很“嗨”，网络吐槽也很“嗨”。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评断说：一百分，“我觉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果有人相信他的话，可以去看看“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它已经把评论关闭。 历史上，央视春晚把自己变成血统纯正的国家春晚，是1980年代的事。1983年第一届春晚以后，各地省级电视台也开始陆续在除夕夜办春晚。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文件，禁止地方电视台在除夕播出春晚。此令一下，十几亿中国人除夕夜就只能和央视春晚“搞对象”：你爱是他，你不爱也是他。 最可怜的是80后，生下来直接成了春晚的“童养媳”，冥冥之中，春晚是他们唯一的“除夕选择”。只要你在中国，只要你要过除夕，春晚只能由央视独家供给，完成了文化和收视双垄断的春晚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奔跑在成为“新闻联播”复读机的道路上。2016年，总算是修成正果。 “这是我活了三十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它摒弃了惯常新闻联播单一的口播加图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于一体… …。”春晚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自己作为垄断地位的血脉纯正。 回顾1980年代， 在那个电视稀缺的年代，效益好的单位会在食堂里装个电视机，为了看春晚，有人不吃年夜饭就跑到食堂占座，去晚了的人只能站着，甚至站在窗户外面看。那时候，看春晚，连上厕所都要跑步，害怕错过了精彩的节目。 我无意厚古薄今，去追忆当年的春晚有多好，虽然我依然记得1984年的春晚，李谷一的《难忘今宵》传唱至今。一切经典都是建立在确定性之上，1980年代的中国有太多的确定性，那个时代，你能看几份报纸，看几部电影，能听几首歌曲，都是确定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要知道，在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在校园里靠“手抄本”传播；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是靡靡之音，被很多单位禁止播放。一个单位的领导就可以决定这个单位的“小伙伴们”，中午能在广播中听到什么歌曲。 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亮相后，几乎每年都是中国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举国上下，所有频道，在除夕夜只有一台节目——春晚。在确定性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相对稳定，中国人想什么，或者说中国人可以想什么基本都是已知数据，每年春晚，只需要让“童养媳”多吃一道菜，就能大获成功。 但是在不确定的互联网时代，傲慢的方法已经失效了。好像谙习男女之道的“童养媳”已开始和别人挤眉弄眼，央视春晚还躺在床上，吸着大烟喊道：“来，给老爷揉揉腿”，揉好了给你评个最佳观众，戴红花，上光荣榜，发大红包。殊不知，伸过来的不是纤纤玉指，而是孙大圣的一阵老拳，可怜的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苦中作乐地喊道：“打得好，一百分！” 如果吕逸涛是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的文化人，就不该把春晚当成权力的迷药，把十几亿中国人当成春晚的“童养媳”，别以为春晚是他独家独有，可以“任性”“猴塞雷”，这既是对春晚的侮辱，也是对亿万观众的侮辱。 100年前，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国皇帝，却没有戳破官员权力内心的傲慢。傲慢加上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才导致官员推行各种意识形态性的宣教，试图让所有人的思想变得一致，而这注定是徒劳的。 新的一年里，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傲慢的神像在时光中风化、倒塌，并永不得修缮，毕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彼此平等、尊重和信任，才会如春天里的阳光，让社会温暖，企业昌盛，家庭和谐，万物生长发芽，民族延绵不息。
（注：作者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转载不代表认同作者的观点。）
什么是处理器的勘误表 Errata?
最近Intel被曝出最新的第六代酷睿处理器存在Prime95下的bug，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问题，后来了解了Errata，其实没什么！具体可下载Intel的官方文档。以下是Intel在2007年发表的博客文章，转载过来以供学习。
最近大家可能从不同的网站看到一些有关英特尔酷睿2处理器errata的报道，给不少用户造成了疑惑或者惊慌，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其实可以大放宽心继续购买和使用酷睿2处理器。 为什么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什么是errata ? 从英文的字面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勘误表，这个词汇来源于出版印刷业，一本书刊印出版，但是发现一些错排、错字或错别字，一般的做法就是附上一张勘误表。其实，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如果再版和修订，就会将已发现的问题解决掉。 那么处理器的errata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处理器设计完成后，在测试，验证和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出现几率非常非常小——只有在按照特定的执行顺序，执行一系列特定的操作，才会出现的影响处理器某个特定功能不能正常工作的错误——而且这样的错误即使发生，对实际应用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熟悉软件开发的人也都知道程序中的微小错误叫bug(臭虫)，如果是程序中的重大错误就不能叫bug了，应该叫设计缺陷。类比于程序中的bug，芯片和处理器的这些微小错误，我们称之为errata。 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说，厂商为什么不能提供没有任何bug的软件和没有任何errata的芯片和处理呢？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产品。 就像著名哲人说的话一样：如果不会犯错误，人类就不能进步；如果不能发现错误，人类同样不能进步；如果发现错误但不认可错误，人类一样不能进步，因为你没有机会去真正的面对错误、避免和修正错误。 任何软件都有bug，任何芯片(包括处理器)都有errata。厂商要尽量杜绝的是产品中的出现的重大设计缺陷，以处理器为例，融合在设计过程中的繁复测试和验证，以及对样品和试产样品的大量测试验证，目标是发现全部的重大设计缺陷，以及绝大多数errata。对于重大设计缺陷，当然是必须修正。errata有别于重大设计缺陷，厂商要分析的是errata 出现的几率和对产品本身功能性影响的程度，然后分优先级在不同的版本中依次解决它们，有的甚至不加以解决。例如，如果一个errata 只是有一万亿次分一的几率会造成处理器的运行速度降低1%。 芯片和处理器errata 是业界共知的，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大家都有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一般用户也没有兴趣想知道，即使有好奇心，想知道也可以从英特尔定期公布的处理器errata 白皮书中看到。这些errata有的是英特尔公司在处理器的测试和验证中自己发现的，有的是业界公司和人士在测试和验证发现的。 本着担负企业责任的宗旨，英特尔会定期发布已知的errata，而且有很长的历史了。另外，从1994年开始，英特尔除了继续和其他软硬件厂商共同解决errata，还为解决errata 提供了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以软件的方法升级处理器的MicroCode(微代码)，一般BIOS都可以存放好几个不同型号处理器家族的修订微代码。所以，大家看到较为常见的做法就是通过升级BIOS 的方法解决处理器errata的问题。 回到我的博文的起始，关于近期被反复报道的“一些型号的酷睿™ 微体系结构处理器存在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它们与操作系统之间产生的交互影响”。报道中出现的是errata，不是所谓的“重大安全问题”。这个errata是英特尔公司在为处理器作高负载极端耐力测试中发现的，出现概率微乎其微的小问题。即使如此，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早期的酷睿2处理器(去年夏天销售的产品)，并且通过BIOS的升级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 为了使大家更容易理解这类errata 对绝大数用户意味着什么，我打个比方。如果一辆小轿车设计的最高时速是300公里。假如这辆车的里程表只有在下面这些情况下才会出现1公里的误差(出现errata)：超载1000公斤，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连续行驶1000小时同时保持 300公里的最高时速度，然后按照下面的操作顺序操控汽车并重复1000次：坡起，从1档加速到5档，空档溜车，刹车，原地左转3圈，再右转3圈。 大家一看就知道，上述情况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太苛刻，即使发生了，其危害也微乎其微。类比于这样的情况，很多errata就是这样的。 https://blogs.intel.com/china/2007/07/06/\_errata\_bug/
卖柑者言
作者：刘基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明初年的大臣刘基，字伯温，元代末年中过进士，担任过一些小官。后来，他劝说朱元璋脱离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建立的政权，独树一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 夏日的一天，刘基在杭州城里漫步，只见一个小贩在卖柑子。柑子是很难保存到夏天的，但刘基发现这小贩卖的柑子金黄油亮，新鲜饱满，就像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他便去向小贩买了几个。虽然价钱是上市时的十倍，但觉得小贩能把柑子贮存到现在，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贵就贵些吧！回家后，刘基剥开柑皮，发现里面的果肉干缩得像破旧的棉絮一样，便拿着柑子，去责问小贩为何骗人钱财。 不料，卖柑子的小贩从容地笑了笑，说：“我靠卖这样的柑子为生，已经有好几年了。买的人很多，谁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先生您不满意。”接着，小贩说道：“当今世上骗人的事到处都是，岂止是我一个？请问，那些威风凛凛的武将，从装束看，比孙子、吴起还神气，可是他们真正懂得兵法吗？那些头戴高帽、身着宽大朝服、气宇轩昂的文官，难道他们真正掌握治理国家的本事吗？寇盗横行，他们不能抵御；百姓困苦，他们不能救助；贪官污吏，他们不能处置；法纪败坏，他们不能整顿。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住着华美的房舍，吃着山珍海味，喝着琼浆玉液，骑着高头骏马，哪一个不是装得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又有哪一个不像我所卖的柑子那样，表面上如金如玉，内中却像是破旧的棉絮呢？” 刘基听了小贩的一席话，哑口无言。回到家里后，就写了《卖柑者言》这篇文章。
祭奠我逝去的青春！
2005年12月，博客方兴未艾！还在读高中的我开始与网络结缘，从此搭上了博客大巴。那个时候的博客于我好像一个树洞，隐藏在屏幕之后，随便发发感慨，叹春哀秋，激扬文字，不知柴米油盐，不知天高地厚。一晃十年了，当初那个为网络而亢奋的青年，已蜕变成一个有家有业的普通人，混迹在这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幻想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什么都变了！ 高中算是我博客的探索阶段，大学算是成长阶段，读研期间博客已经离我渐行渐远，如今工作了，我觉得博客在我心中已死！原因有二。 一是实名惹的祸。2008年，我注册了个人域名，搭建主机，玩WordPress，这套装备一直支持到今天依然运行良好。但当初注册域名的时候，太幼稚，采用了实名，以为这样就可以在网上有自己的“个人品牌”，现在明白了，每个人都要夹起尾巴做人，有些话得烂到肚子里，不能说，即便是在网上。所以实名博客也就成了我言论自由的“紧箍咒”，翻看以前的博文还有些自己的原创，虽然生涩但很真实，而后期的文字多为转载，仅代表我对别人观点的一种态度，而这偏离了博客的本意。 二是个人心境。其实，假如域名不是实名的，我就会继续写下去吗？还是不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生活的重心就不可避免地转移，以前一直关注网络，现在更多地是关注工作、家庭，网上的小打小闹已经激不起心中的波澜，可以说这是一种成熟，也可以说是一种麻木，或者称为丧失自我。虽然三十岁的我能买得起十岁时想要的玩具，能玩的起二十岁向往的电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如今的我更渴望一种内心的安逸，这种安逸是物质无法满足的。 时过境迁，这个网站建立有七年了，上面的文字已经有十年了，数据库依旧在，几年前的评论和Trackback依旧在，哪些图片也都还在，只是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变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深秋午后，突感悲凉，叹年华易逝，叹初心已改。就让这里成为一个冗长的墓志铭，祭奠我逝去的青春！
从1933至1937，蒋介石为抗战都做了哪些准备？
来源： 网易新媒体2015-08-26 文|卫诗婕 编辑|胡馨以 监制|张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宣布抗日，足足六年的时间，中国民间抗日情绪高涨，一片抗日呼声下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宣战，甚至私下议和，令无数人怒其不争。 蒋介石曾在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时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哟”。 从一些史料中可窥见，蒋介石的抗日之心一早萌生，无奈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羸弱，内有中共在野威胁政权，外有日本侵华；前有各列强瓜分，积贫积弱，后有日本蓄势待发、野心勃勃。国民政府内外交煎，毫无把握迎战。为了更有底气地开战，“使中国不亡”，蒋介石多方斡旋，过程中其抗日思想逐步清晰明确，并付诸实践，最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秘密备战建设。 中日军事实力差距明显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截至七七事变，中日的军事实力呈现出极大的差距。 “七七”事变前，中日陆军师级编制对比中，人数方面日本是中国的两倍，日本的枪械是中国的近三倍，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都达到了中国的两倍，野山炮更是达到了中国的五倍——中国12门，日本64门。按照数据估算，中国两个师还不一定达到日本1个师团的实力。 彼时，日本工业总产值达到中国的4.4倍（60亿美元对13.6亿美元），钢铁、石油、铜产量日本均是中国的百余倍。军用设施方面，中国基本无能力生产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汽车，而那时的日本在军工制造方面世界领先。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只有6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约为日本的19％。全部从欧美进口，维护困难。少量国产飞机因大多数部件需要进口而无法起飞。到抗战开始，只有223架飞机能参战，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军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进的航母舰队之一。 中国的陆军情况也不佳，总计200万人，步兵182个师，其中蒋介石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70个师（所谓中央军）。这70个师中，有40个接受过德国人训练，装备较好。其他各师实力仅为编制数的50%-70%。军需补给、人员补充能力和日军有较大差距，征兵制刚刚在部分地区实行。 中国海军更是无法和日本匹敌，1937年6月，日本海军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120多艘舰船（包括东北海军、广东海军），总排水量11万吨，约占日本10％。其中，作战舰艇60多艘，排水量6万多吨。中国海军不但数量绝对劣势，而且舰龄老化，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1896年光绪时代从英国进口的，舰龄已41年。装备最好的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进口的，排量仅为2950吨，航速每小时19公里，有150口径舰炮3门，105口径舰炮8门，47口径舰炮4门，370毫米鱼雷发射管1具。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舰排水量是13000吨，航速每小时61公里，有200口径舰炮10门，127口径舰炮16门或8门，61口径4联装鱼雷发射管2具或4具。无论个头、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国几个档次。 即使这样惨淡的情况，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军力，也已有了显著进步。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败后一直没有恢复元气。1928年定都南京，海军只有34485吨舰艇。1931年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有所重视，从日本购买了宁海号巡洋舰，自己建造了逸仙号、平海号巡洋舰，自己建造了10艘炮艇，进口了德国英国15艘鱼类快艇，改造了13艘旧舰。 1937年中国的航空工业才刚起步，六七年前的中国空军几乎是原始状态。国民政府在1928年才开始设立航空署，下辖4个航空队，只有24架飞机。1931年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尔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才正式建立了统一的空军。 数年内，中国除了在军事方面翻新了列阵，在国防工事、经济建设、外交求援方面，国民政府也是一早做了准备。在正式宣布抗战前的早期，蒋介石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多次强调“争取时间为抗日做准备”，从国民政府秘密进行的一些措施便可窥见。 
蒋介石“卧薪尝胆”式的抗日决心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就让国民革命军遭到巨大损失，而当时心系统一大业的蒋介石虽选择了忍让、拒不还手，但其抗日的复仇思想早已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后，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中的济南事件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明知种种挑衅，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得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 由上可见，蒋介石的抗日意念一早萌现，但其抗日思想经历了一番转变，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向“持久抗战”、“以时间换取空间”，其间国民政府从未放弃求援国际势力，多方外交，必要时请求国际调停的策略。 此外，多处史料证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确实私下多次参与了与日本的“停战议和”，但据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考证，蒋的抗日态度从未动摇；“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敌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 在早期，蒋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御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诉诸国际联盟，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避免冲突正面化。当时笃信“攘外必先安内”的他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数月后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也同样，起初蒋介石始终坚持拒不应战，下令十九路军交防，意在避免冲突正面化。同时，仍旧寄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苦战数月后，在国联的积极斡旋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日军得以在沪驻军，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但“一二八”事变让蒋介石明白，中日最终不免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抗战一旦开始，南京纵难保住，但抗日基地将建何方，也尚未有明确的目标。蒋介石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事实证明，1932年7月，日关东军果然向热河进攻。 以上可看出，蒋介石的抗日之心极为隐蔽，他的学生陈诚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 1932年的《塘沽协定》使得中国政府又一次备受屈辱，一边是日军兵临华北，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国民政府忍气吞声、处处忍让。蒋介石一边咬牙切齿，暗自宣誓“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一边暗中部署计划，为抗日做战备建设。由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才从概念走向具体化。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可从当年的财政预算中得到印证，中政会抄送促成1933年度预算案指导标准等函中规定“本年度除国防军事外，不许新设任何机关”。 蒋对于持久抗战的信心在《蒋总统秘录》中有三处判断可体现，“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人。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决，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我国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 
国民政府如何秘密筹备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调集约120万军队开进华北。而在上海，蒋以开办国防训练班为名，并以张志忠为总负责人，构筑从上海闸北一直到杭州的钢筋混泥土堡垒防线，共7条，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今日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 经钱昌照提议，南京国际政府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专司抗战国防总体规划之责的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对其非常重视，亲自兼任该会委员长，并从其秘密经费中每月拨专款10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按其工作计划大纲，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是针对日本的侵略，对全国之物资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以制成整个的国防计划”。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了军事、经济、国际、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文化教育、人口土地及粮食七个组从事调查统计工作。 至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其工作重心转向各项具体的国防建设方案的规划，尤其偏重于重工业建设和能源开发的设计。先后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等。这些计划拟订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抗战爆发后大多付诸实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国民政府为抗日备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在江海要塞、边防城防修建上起步较早，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除了建设国防、整顿军力，国民政府也在经济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实现白银国有。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 全面抗战前夕，收兑民间银币银物计白银3亿多盎斯，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统制了外汇买卖业务。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修建铁路是主要表现。一方面修建新的铁路、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譬如华东干线浙赣路，1929年开始动工，1937年9月完工，全长903公里，另一方面，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抗日思想转变：从倚仗国联到自主反击 从史籍中可窥见，蒋介石自始至终坚信，日本终将侵蚀在华他国利益，惹得国际出面，因此他始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这套利用国际影响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2年，国联为了调解中日“一二八”的矛盾，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早在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 此外，通过国际渠道，国民政府用矿石换取了外国一些先进的军用装备。如1936年4月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一亿马克的物资交换协定，其中规定：中国每年可用二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机器与军火，但须以价值一千万马克的钨砂及其它原料来抵偿，十年还清。 但仰仗外交并不能“包治百病”，在建设国防时，国民政府曾希望欧美列强援助，充实国力。经过努力，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国联”也成立了拉西曼为委员长的“援助特别委员会”，但结果是“棉麦借款未成功(借款总额减少为2000万美元)……国联也并不给以技术合作，除建设铁道外，几乎再见不到什么”。 有学者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一方面，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退居陕北一带，主力也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另一方面，抗战根据地已有着落，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整理川事，初见成效。此外，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华北之后，日军势力直逼华中，此时若再不抗战，国民党政权将失去民心而垮台。 这在另一处史料中得到了印证。1936年7月，蒋介石在送别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就说到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伴随着找到抗日后方根据地，蒋的抗日思想的具体策略也逐渐清晰。鉴于日本是小国，资源有限，但武器先进，而中国地广人多，但实力趋弱，“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 
掩人耳目：入川动员，暗中备战 入川剿匪，蒋介石选定四川为抗日后方根据地。他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的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 蒋介石在争夺四川的实际控制权的过程中显示了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扩大与刘湘的矛盾的同时，加强了对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在其主导下，防区制被打破，货币得以统一，军队开始得到争辩，军人干政逐渐减少。” 在秘密经营西北国防的同时，又对地理纵深的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二种战略考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的资源调查，并秘密进行了少量的国防建设。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可见，蒋介石统一四川既有公开‘剿匪’，又有掌控西南局势、筹划新的抗日根据地等多重目的”。 开办政府基层人员训练班和军事训练、军队整编，如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军队所开办的的峨嵋军事训练团，调川军营长以上及滇黔部分军官受训，蒋亲任团长。 华北危机日渐严重，蒋介石将四川经营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思路不仅逐渐清晰，在暗中也已付诸行动。 1933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后，要求在重庆周围建设飞机制造厂。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他致电宋子文：“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他还要求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陈庆云：“重庆、成都须积存四个队半年用之汽油。”同时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来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行迹。” 为了保证全面开战后的资源供给，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制定了多种资源开发计划。抗战爆发时进入实施阶段的长寿水电厂及抗战期间建成的龙溪河水电站就是按照其中的《四川水力发电计划》进行的。四川彭县的铜矿、巴县和达县的油矿、四川金矿均列入重工业建设计划陆续开工，有的在抗战前已经投产。 
另外，国民政府斥巨资投入重工业与军工业。一大批工厂也一早投入生产进行国防建设。其中，刘湘在防区制时代开办的兵工厂，在193年就能年产步枪18万支，轻机枪15000挺，大口径迫击炮1000门，炮弹10万发，机枪、步枪子弹2亿发。这样的生产能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作战需要，抗战爆发后这些兵工厂也为抗战所用。 不忘历史，薪火相传；读史鉴今，展望未来。读一段历史，颂一首赞歌，军工血统AX7与你追溯抗战历史，传承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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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历史：什么是下岗!
下岗，是中国大陆的特有名词，即“退下工作岗位”之意，可能衍生自“上岗”一词。下岗职工特指中国国有企业在机构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工人。下岗工人在官方的档案中仍属原工厂，但没有工资，实际上等于失业，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中国官方首先提出并在中国内地所广泛使用的名词。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在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与此同时，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却大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邓小平早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可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打破了中国经济公有制成分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互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诱因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绝对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1998年，深圳体育馆举行全市下岗工人再就业招聘会[/caption]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倒闭，全国有数百万工人失业。中国政府将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理论并相结合，试图缓和失业工人的情绪，并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大量安排“红帽子工程”来试图减少失业人口。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下岗问题，其实质上是政府的竞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无谓损失。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继续摆脱困难企业的包袱，并在能源、通讯、石油业等几个重要的领域获取垄断租金，以提供改革开放时期政府运营以及外交上所需要的高成本，并为官员提供较高的收入，下岗即是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结果。国家对所有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以实现向垄断行业的企业收取巨额垄断租金的同时淘汰落后生产力。其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是垄断行业的国企工人变得富有而落后国企中大量工人失业。 下岗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失业，可以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失业”,大规模正式下岗始自1997年（朱镕基总理任期）。虽然下岗工人失去工作，但仍挂属于原单位，且没有工资。若自行离职，则得不到劳动补偿。因此大量下岗工人因有长工龄，不希望连补偿也失去，所以多数下岗工人既无工作，也无收入。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官员贪污腐败问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工人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对于大部分只有工厂经验而没有其他技能的工人来说，使这类人群的再次就业存在极大的困难。于此同时，伴随着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的多重打压，这类人群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成为中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农民工一同被称为“弱势群体”。 中国官方将职工大量下岗的现象定义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映，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综合结果，也是在现有国情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官方认为没有这个过程，国有企业就无法摆脱困难，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改革深入、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相应调整与流动也会经常发生，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Wi-Fi对人体有危害么？没有！
这个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及，简而言之，答案是不会。事实上，将您的问题换一个方式表述：假设您还会问到婴儿报警器，无线电遥控车，无线电话、蓝牙耳机、防盗报警器等等同样使用未经许可的无线频段的这些并不会引起您紧张设施。 比如，“家里放一个婴儿报警器是不是就跟微波炉大门敞开一样呢？”比较详细一点的答案就是：无线网络信号的强度比微波炉要弱十万倍。微波炉是一个定向的无线设备，工作电压很高同时作用距离也很短。无线路由器的工作电压要低得多，同时它向各个方向发射信号，使用距离也相对较远。 无线电信号和光、声波和引力一样遵循平方反比定律，即距离加倍，能量减少为四分之一。换言之，信号强度随距离增加衰减的很快。在通常的距离上，无线网络的信号强度弱到根本无需担心：他只是收音机、电视信号、交流电、家用电机和广阔的宇宙形成的“无线电烟尘”中的一部分。正如笔者的同事Charles Arthur指出的，无线网络信号的波长和宇宙背景辐射的波长相同：均为12cm。你要是还担心，干脆别出门了。 正如“Guardian”的读者们所知，电磁波谱包括了从波长非常长的无线电信号到波长极短的伽马射线的范围，其中就包括了可见光的波长范围。众所周知波长短于可见光的电离射线是有害的，例如紫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成分当然也是有害的，涂防晒霜吧。但是，波长比可见光长的非电离射线是无害的。包括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波。由于使用2.45G赫兹的频段，无线网络信号和婴儿报警器及手机都属于微波波长的范畴。微波频段之后就是用于电视和广播信号的无线电频段，再长就是长波信号（仅以转播国际板球特别锦标赛和经济7频道热点信号著称）。 所以说，用电磁射线做危险的事情当然是有可能的，即使仅仅是用抛物镜将太阳光聚焦到罗马舰队的船帆上把整个舰队付之一炬（虽说这样的需求实在是少之又少）。同理，虽说用高压水流削铁如泥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个澡或者站在喷泉下面就会要人性命。 曾经有上百次尝试想要找出无线路由器或是手机与威胁人类健康有关。我们只能说无线网络信号没有潜在安全隐患，但却无法证明这个结论是错的。当然，将隐患最小化是有道理的，当然得针对那些主要的，而非那些无关痛痒的。如果要这么做，就得先拿手机开刀。人们使用手机通常距脑部很近，然而连接的无线路由或许远在别的房间（别忘了平方反比定律）。实验证明，打一通20分钟的电话，人吸收的微波辐射比使用一年的无线路由还多。20台笔记本电脑加上2个无线路由器的微波辐射差不多和一部手机相同。 家中的微波炉足够安全，因为它的设计就是用来确保它可以很好地抵御微波泄漏。但是你可以检测一下家中的微波炉是否存在微波泄漏的状况，或是在加热食物的时候离它远点（这里的“远点”大概是1米）。敞开微波炉的门应该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打开门的时候磁控管就会停止工作。但是，如果微波炉出了故障而且还继续在运转，千万别把身体的任何部分放进去。 如果你对无线网络信号非常龟毛，那就请和无线路由器保持1米或更远的距离，而且别在双腿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在是将电脑放在桌子或托架上。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有什么风险，但是消除那些“不存在的风险”总归能让你觉得安全一点。 或者，你可以使用网线连接电脑或其他设备，这不仅可以避免使用无线网络，而且网速和稳定性也都会提升。当然，你仍然会收到手机信号还有邻居家的无线网络，还有附近的手机信号基站，远方的广播站和电视台信号。要想消除一些（还不是所有）此类信号，你得建造一个法拉第笼，基本上就是一个翻过来的微波炉（法拉第笼可以将微波信号阻挡在外而非阻隔在内）。 铝箔可以起到简易的法拉第笼的效果，你可以用铝箔把手机包住，拨打其他的电话试试看。如果电话里传来“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说明铝箔起效了。笔者认为有些人做的太过了，他们把整个房间内部都用铝箔贴起来，相比之下一个锡箔帽子就要省事得多。当然这还能防止你被精神控制或是被读取心智。 终极方法，你可以搬家。去年，《电脑达人》杂志上的文章“是什么干掉了你的无线网络？把房子用锡箔包起来！”报道了某些业主把房屋用TF200型热防护绝缘材料全部覆盖住，不仅可以阻挡雨水侵袭还可以保暖。但是这种材料含有“结合在基底材料上的耐久、高亮、高纯度、高通透的铝箔层”，同样可以起到法拉第笼的作用。其他绝缘材料像是Celotaex纤维板也有同样的效果。饱受无线信号问题困扰的业主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是家中的建材在作祟。 世界卫生组织就本文设计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三十年间，大约有2万5千篇关于非电离辐射的生物学影响和医学应用的文章发表。除了一些人‘觉得还应该有更进一步研究’的顾虑，这一领域的科学认知已经比大部分化学学科还要深入和广泛”。通过近期对已发表科学文章的深入综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暴露在低强度的电磁场中会危害健康。但同时对生物学影响领域的知识仍然略有欠缺，有待进一步研究。”主要的研究空白是关于长期使用手机（10年以上）对儿童的影响。（较之成年人，儿童更易受电磁辐射影响，造成的后果或许要数十年才能显现） 笔者觉得，比无线网络更值得担心的事物比比皆是。例如，去年有超过2万5千人在英国的道路上丧命或严重受伤，2010年有超过8790例酗酒死亡病例。你从梯子上跌落而丧命（粗略估计英国及威尔士境内1例/周）的概率都远远高于死于无线网络信号。 最后问一句：放屁会污染大气吗？